摘要：随着LABUBU风潮兴起，专门根据玩偶身高、体型定制的娃衣，也成了热门情绪消费单品。墨镜、发带、帆布鞋，再到成套的“大牌”定制，娃衣的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。
这场娃衣经济的风，正悄然改变着河南周口农村女性的生活。一家娃衣作坊从村民家的二楼冒了出来，一头系着潮玩市场的瞬息万变，一头牵着农村宝妈的生计。
她们大多有过在外地服装厂打工的经历，为照顾孩子回到老家，在附近打零工，却被拖欠工资。能够守着缝纫机，做好一件娃衣，是当下“最好的选择”。哪个IP正当红，她们不在乎，只关心工价是否透明，时间能否兼顾农活和育儿。当LABUBU热潮逐渐退去，缝纫机仍在转动。
图、视频| 吕萌 文| 吕煦宬 剪辑| 杨凡羽 编辑| 陶若谷
一块白色棉麻布料，约莫两指节宽，在边缘打褶，拼接上另一块已缝好背带的布料。这很考验眼力。孙萍稍稍眯眼，盯着机针。一分多钟的时间，给娃娃穿的背带裙就做好了。
今年6月，47岁的孙萍来到这家娃衣工厂打工。工厂就在村道边上，院子里停满女工的电动车。厂房以前是做假发的，改成了制作娃衣的车间，缝纫机二十多台。
展开剩余92%机器上方吊着白炽灯，照亮操作台，娃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。音响里的流行音乐是女工们工作的背景音。正值暑假，孩子也跟来厂里，趴在角落写作业。
孙萍（左）在缝纫机前制作娃衣。
女工的孩子在工厂角落里写作业。
孙萍自小学三四年级就跟着母亲缝纫，剪扣眼、锁边、熨烫。初中毕业、在技校学完服装后，到一线城市的服装厂打工。
结婚后，她回到老家河南的一个村子。等到孩子上初高中、不再需要照顾，她开始从开封进货，开三轮车拉衣服到周边村镇的集市上卖，最远跑到20公里外，一天赚七八百。2015年，在丈夫的支持下，她在村里开了家童装店，但到2023年，没撑下去了。
孙萍闲不下来，不停找活儿干，给儿子攒彩礼钱。先是跟亲戚到江苏的箱包厂做布包。春节回老家后，又在村子附近找工作。在离家两公里外的箱包厂，她干了一个月，工价太低，一天只能挣到四五十块钱。也有宝妈去电子厂做锡焊，普遍工资都低。八九里地外的服装厂，每天都要加班，丈夫在外地打工，担心她的安全，不让她去。
在家刷了几天手机，无聊，躺在那儿浑身哪里都疼，她叫上婶婶出门找活儿干。听说邻村有做娃娃衣服的，她跟路人打听，顺着路牌，找到一栋二层小楼。
空气里有股布料味儿，堆着做好的娃衣，女工们边干活，边闲聊。卧室有排衣架，挂满做好的娃衣，小公主裙、牛仔服，还有绣花小衣裳。工价透明：粉色小毛衣一毛五，黄色背带裤七毛，带帽子的红色背带裤价格最高，八毛。
在工厂里做零活儿的老人。
不用在流水线上等别人，一个人做一个成品，老板也不管每人每天做多少，孙萍觉得这份工作自由，当天中午就开始干活儿。
头一个星期，她每天早上六点出门，天黑回家，骑电动车往返。但一天赚了多少，孙萍心里有数，不像在服装厂那样被动。她把母亲带来一起，帮忙剪线头，一个两分钱。
6月，LABUBU娃衣订单量暴涨，每天最多要往义乌发五万件。工厂厂长郑禹驰加了近100台缝纫机。早上五六点就有人敲门拿货，家门口停满三轮车。很多在服装厂干过的女工上门，经过一上午培训，拉走缝纫机，回家做。
女工用三轮车将缝纫机运回家。
女工带着孩子来工厂取布料回家做娃衣。
这是郑禹驰的应对之策。他今年32岁，在服装厂、富士康、箱包厂都打过工。2019年回老家，给人盖房。去年秋天，在义乌开娃衣工厂的发小打电话来，说工厂忙不过来，问他能不能从老家带几个人去义乌帮工。村子里问了一圈，宝妈们都不愿到外地打工。
发小提议，让宝妈们看教程视频，就在老家做。郑禹驰拿了1万块钱做起步资金，拉着结束农忙的母亲、嫂子一起干，加上一个女邻居，四个人就开工了。一个多星期后，发小开始催货，上百上千地要。那段时间，义乌每天寄来十几二十包材料，一包有一万多碎片，要手工剪。
郑禹驰帮女工调试缝纫机。
人手不够，他托亲戚找人，消息就这样传开，女工数量稳定在六七人。其中一个住在南边，晚上回家没路灯，路过老坟，吓得发了几天烧。郑禹驰想，干脆让女工把缝纫机拉回自己家做。
今年4月，发小又来电话了，说要布局LABUBU。在郑禹驰看来，给LABUBU设计娃衣，无非是把原先做的娃衣改一下尺寸，就接下来了。
为了节约时间，他每天拿着从义乌发来的布料，开车到不同村里给女工分料，回收做好的成品，打包发货，有时还到各家修缝纫机，拿着螺丝刀来回跑。
工资一月一结，直接在微信群里转账。到账准时透明，光这点就强过附近拖欠工资的包厂。郑禹驰的嫂子和母亲俩人合作，一个月能挣1万。宝妈们被透明的工价和自由的时间吸引过来，现在有一百六七十人，分散在周边四个村。
公开的工资也会让女工暗自较劲，彼此间相互打听今天要做出几个成品，本来只打算做200件的，得知别人要做400件，也开始加班，不聊闲天了。
吃完晚饭，郑禹驰的嫂子继续回到缝纫机前制作娃衣。
每天早上5点多，赶在没那么热之前，杨丽红开着三轮车到两三公里外的花生地浇水、撒药。她觉得穿鞋不方便，光脚走在地里。这一两年，丈夫在老家承包下了亲戚的18亩地，杨丽红在家种些土豆、辣椒、麦子、花生。夏天旱情严重，整个8月她都在浇地、薅草，热得起了痱子。
弄到快9点，她回家给小儿子煮粥当早饭。做完这些，再骑电动车到3公里外的娃衣工厂工作。杨丽红坐到最后一排，从袋子里拿出布料——这次要做的是一顶红色帽子，比一般娃衣工序要多些，红线轴转个不停。
杨丽红在花生地里喷洒农药。
版式是从义乌传过来的。那边的工人根据最新设计，按照尺寸制作样衣，再把确定的款式发给河南工厂，大批量生产。郑禹驰的姐姐在服装厂工作过，制作新款时，她来教女工走线、缝纫的细节。
像帽子、吊带这样的小物件，松紧和力道很难把握，稍一用力就会缝歪。女工们会围到姐姐身边，盯着走线，看她两只手如何配合转动布料。
郑禹驰的姐姐给女工演示新款娃衣的缝制方法。
在工厂的窗前摆放各种颜色的线卷。
到了下午3点，刚做好的一批娃衣打包好，装车发往义乌。最急的时候，郑禹驰连夜开车送达义乌，赶着发货。义乌的工厂像个大型仓储库，占地800平米，工人们手里拿着分拣盒，在十多排货架间分配客户订单。
订单发往海外、国内各地商贸城，还有的直接通过小箱货送到义乌商贸城卖潮玩的区域。商户们把娃衣挂上墙，等待流动主播“过款”介绍。主播煎蛋说，最疯狂的是5月底，只要看到娃衣店老板拎着新货出现，主播、顾客、批发的都围上去抢货，说英语、日语、韩语的都有。
郑禹驰发小的厂房里，放着从河南老家运来的娃衣。
赵莉是煎蛋的忠实客户之一，花了2万多买LABUBU玩偶，抢不到的就找黄牛，一千多的盲盒买了两套，自己收藏一套，女儿玩一套，家里有一面墙都是LABUBU。她生活在北方一线城市，是位全职主妇，丈夫经营着一家医疗公司。
赵莉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有人晒出LABUBU穿小香风套装的图片，对娃衣产生了兴趣，有过一天买20件的记录。到现在，她花在娃衣上的钱已经上万。她只买“大牌”，最贵的180一套，是赫本风连衣裙。
每次出门，赵莉都要给LABUBU换一件衣服，当装饰挂在包上。她还给LABUBU买过网球服，挂在球拍包上。有时，一件二三十块的娃衣也会被她当作社交货币，送给朋友。
走播在义乌商贸城介绍娃衣。
马来西亚人黄梅琳是因为娃衣好看入坑了LABUBU，5天里消费了1000多。那会儿是7月，市面越来越卷，款式从一开始的背带裤、纱裙，变得更丰富，出现了大牌定制，还有DIY定制。32岁的黄梅琳做公关工作，穿着以正装为主。她喜欢给娃娃买纱裙、背带裤这样她平时完全不穿的风格，“也算是了了心愿”。
她还喜欢DIY大牌娃衣。花2块钱买来MIU MIU的标，贴在5块的基础款墨镜上，比直接买大牌墨镜省五六块。更重要的是，DIY要求专注，贴歪会留下胶印。在这个过程里，黄梅琳能暂时忘记工作压力。
花了六七千买娃衣，黄敏琳更“上头”了。她发现，市面上已经开始出现可动玩偶的娃衣，价格普遍更高，一套要200多。她买过玩偶HACI和DIMOO，尺寸和LABUBU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又要开启新一轮的“买买买”。
赵莉已经拥有了大部分娃衣款式，但市场更新速度在变慢，很多工厂不再把重点放在LABUBU，开始赌下一个流量IP。
8月28日，泡泡玛特正式售卖迷你版LABUBU，市场也推出了更小的娃衣。但玩偶变小了，对做工精细度要求更高，赵莉看到一些娃衣的尺寸有问题，T恤做得长一截，穿上就变成裙子了。
主播煎蛋也感受到市场热度的下降。老客户买过基本款后，眼光都在变高，下手更看重“值不值”，商贸城推出新款的速度也放慢了。
市场的冷却传到河南周口。8月底，郑禹驰接到的订单量从高峰时四五万跌到了几千件。款式也更分散，一天有三四十种。LABUBU还是不是顶流，他其实不关心，只要娃衣的需求一直存在，“这几种娃娃现在不行了，还有其他娃娃，娃衣不过是变大变小的问题。”
发小在义乌的工厂还在扩张，郑禹驰计划在已有的六个厂房基础上，继续找合适的厂址扩建。
义乌工厂，工人在给客户挑货。
女工们感受不到冷暖变化，订单来了，就埋头干着，管它是哪个娃娃穿这件衣服。她们中大部分人，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，为了陪伴孩子回到老家。能有一份工，在家附近踩踩缝纫机就能赚钱，已经非常满足。
杨巧文是位三孩妈妈。2019年，她跟风在开封的县城买房，想让孩子以后去那边上学，花掉30万积蓄，又贷了款。
如今每个月房贷2000多，养三个孩子也要2000多。给孩子买零食、买衣服，会被公公吐槽“花钱大”。丈夫在外地机械厂干活，有时半年拿回4万，但不稳定。杨巧文想过去服装厂上班，但那里要求流水线作业，不能频繁请假。做娃衣胜在时间灵活。她把缝纫机搬回家，一天能做10个小时，三四百件。生活就在带孩子和做娃衣两件事里来回反复。
9月份，杨丽红只能挣到两千多，因为要花时间学新款，速度慢下来。
前一个月她赚了4000多，还兼顾了种地。杨丽红拿出700给自己缴社保，2000用作家庭日常开销，剩下的给丈夫交了寿险。前些年，丈夫用积蓄在宅基地上盖了两层新房，给大儿子留着当婚房。花了三十多万，还欠了一些外债。
干完农活儿，杨丽红回到工厂里赶制娃衣。
丈夫在广州开吊车，有过许多赚钱的想法——开化肥店，撑了两年告终；种蘑菇，学了半天，最后也没做相关工作，回到广州打工。杨丽红说，丈夫做事不安稳，但她也不过问，自己找活做。
没农活的时候，她就五点钟起床，六点多到工厂，做到晚上八点。在缝纫机前一坐就是一天，除了拿配件的时候站起来一下，杨丽红几乎不走动，坐得屁股痛。她决定早上走路来厂里，就当锻炼。
大儿子今年22岁，技校毕业后在杭州工作，和第一家领导闹矛盾，又不满意第二家的工资，辞职回家待了一个月。杨丽红问他要不要一起做娃衣，大儿子嫌钱少，不乐意。杨丽红催不动，儿子小时候，她在深圳印刷厂打工做绘本，有四五年不在身边，总觉得对他有亏欠。后来又有了小儿子，她没想过再出去打工。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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